中国青铜时代开始于夏代晚期（约西元前十七世纪初），历经商、西周、至东周，前后一千五百年左右。秦、汉以后铁器兴起，但铜器仍沿用不替。

珍贵的青铜铸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除了部分用来铸造兵器、乐器外，主要铸成祭祀容器，以盛装祭品、献祭祖先，祈求家族生命之绵延不绝；而经由祀典中礼器陈设的多寡，也突显了贵族的身分与阶级。铜器，是构成商周贵族社会中最重要的礼器。

商周时代（1600-220 BCE）是中华文化建构的重要时代。政治上，由政权与神权合一，转为礼教和人文意识之觉醒；物质上，青铜冶铸的发达，开启了礼兵器用的新纪元；工艺技术的突破，促成了百业的勃兴；精神上，将国之大事的「祀」与「戎」，透过铜器的造型与纹饰，寄托对天神祖先的敬畏和心灵的沟通，也经由「铭文」的铸刻，实录了当时祭飨、征伐、赏赐、册命等场景。

青铜文明，在钟鼎彝器的「礼与乐」中赞扬；在立功祭祖的「祀与戎」中颂赞，在周人范铸纪铭的「其命维新」与「郁郁周文」里娓娓诉说；历经东周繁华绚丽的新阶段；到秦汉的统一，铜器虽逐步退出礼制的中心，却转化成为一种典型，更加的深入思想、文化的底蕴，而中华文化之美，即深藏在此一器一物之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礼与乐
商代礼乐器
铜器，以其取材与范铸制作极其不易，故在礼乐祭祀中的地位便极其崇高。祀典中的铜器陈设与墓葬出土的铜器组合，在生与死之间，延续了「礼」与「乐」的本质。

商前期，青铜酒器与食器已出现成套组合，至商后期，益趋成熟：如食器的鼎、甗、鬲和簋、豆；酒器的觚、爵、觯、斝和罍、瓿、尊、卣；以及水器的盂、盘等组合已十分常见，说明「铜器」已然作为成熟礼制下最重要的礼器代表。

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凤鸟纹和夔龙纹，作为上通天神、祖灵的媒介，也逐步演变幻化，形成龙凤纹与兽面动物纹结合多变的瑰丽风貌。

青铜器上繁缛的形制与纹饰，为中国艺术奠立了第一座奇伟的高峰。

祀与戎
商周家族器与兵器

在铜器上铸刻铭文，始见于商前期，简单的铭记，标示了作器者的家族徽名与祭拜的祖先，是青铜礼器最确切的身分证明。

由「族名」系联出的家族祭器，显示了商周「祀」的隆重，以及一家族在当朝赓膺的宠任：晚商的「亚丑」家族铜器、「亚禽」铜尊与印玺，西周早期献侯鼎与敕聿鼎的「天黾」；西周中期的周尚壶与周乎卣的「周」；在祀祖追孝、冀传子孙的同时，也透露著作器者立功受赏，光耀门楣的无限喜悦。

若「祀」是时间上古今生死的对话，「戎」则是空间上敌我死生的拼搏。

干戈斧钺等兵器，不仅亲身体验了那空间的死生拼搏，也作为时间上古今对话的「礼器」—于战争之先，行祭祀大典，以祈祖灵保佑。

在「国之大事」的舞台上，「兵器」是绝不缺席的。

这些精致的青铜兵器，象征执用者身份的尊贵与崇高，而因为战功受赏的铸器铭文，似乎正是「祀」与「戎」历史剧的口白。

其命维新
西周礼器
周文王翦商、武王伐纣灭商，周公建立制度－周人以宗法制度与分封诸侯，建构了新的王朝。《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铜器上也呈显出「维新」气象。

西周早期（武、成、康、昭四王）铜器的造型与纹饰多承继晚商遗风，而有递变，周文化特色（如方座簋）逐渐增多；礼制逐渐成熟，即从金文中用玉纪录的渐趋完整可窥知其转化的端倪。

西周中期（穆、共、懿、孝、夷五王）风格丕变，新的器类、造型、纹饰纷纷出现，爵、斝、觚等酒器消失，簋、簠、盨、铺等食器增多，似也象征着「重食」周邦的治国新使命。新式的大卷尾凤鸟纹与瓦纹蔚兴，铭文增长，其格式与书风也与早期截然不同。

西周晚期（厉、共和、宣、幽）铜器新纹饰纷纷出现，兽面纹解体而形成新的波曲、重环、垂鳞纹等；各诸侯国的作器增多，渐开东周地域特色之先，尤以铭文记载之丰富，显示当时文字使用已高度成熟，中国传统经典中最重要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就是在这秾郁醇厚的文化背景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淘洗链金，而逐步开花结果的！

郁郁周文
西周至春秋铜器铭文
相较于西方以造型为主的铜器，则在铜器上铸刻的铭文是中国青铜器的一大特色。

商、周初的铜器铭记以「族名徽号」与「祭祀祖名」为多，西周中期渐增「子孙永宝」的主题，且慢慢形成铭文结尾的固定格式。其他内容的铭辞也十分丰富，如「战争纪实」、「联姻媵送」、「册命典仪」、「割地契约」、「训诰赏赐」等，恰似真切的原始档案，真实纪录了当时的事迹、语汇。

金文虽经写稿、刻铭、泥范与翻铸等工序，却仍能如实呈显了当时的高超书艺；从商周初期的雄肆、西周中期的规整、到西周末春秋初的圆转致密，已具现了「大篆」线质的递变与形成；而西周中晚期长铭器的大增，也验证了「文存周金」的「郁郁乎文哉」实况。

霸与雄
春秋战国的礼乐器与兵器杂器

东周以降，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于政治，有群雄争霸；于礼制，有僭越厚葬、等级观念陵替；于生活，则贵族竞侈、新兴器物纷陈。

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渐次为「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的同时，正蓬勃发展了极具地域特色的礼、乐、车马、兵器、以及用以征信的玺印等。

在这物质文明的背后，更有诸子百家争鸣与中国儒、道思想哲学的奠立，绚烂的精神文明，正与这多元的器物相辉映。

而知识的普及，又促成平民社会意识与写实题材的盛行。动荡的时代、不安的政局，在五霸与七雄的飞扬蹈厉中，参杂着贵族的繁饰和平民的朴拙，共同刻划出「霸与雄」的时空与人文。

繁华绚丽
春秋至战国的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中央衰弱，列国并起。新的统治阶级和文化随之兴起，青铜器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西周时兴盛一时的王臣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列国铜器。新兴军功贵族及工商富家，更重视铜器的装饰和技巧，商周以来庄严肃穆的纹饰风格，转变为小巧繁复的花纹。各种镶嵌、鎏金等新奇巧艺纷纷而起，产生了优美华丽的艺术效果。铜器制作兼及实用和功利，「物勒工名」的铭文形式，也说明对管理制度的重视。

从这种种的变化来看，青铜器的重要性虽已逐渐减弱，但其繁华绚丽的余晖却耀人眼目。

后铜器时代
秦至汉的铜器
秦汉帝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用途由礼器向日用器转化，而日渐深入一般人的生活。

过去的许多传统礼器，或如簋、簠、敦、豆等基本消失，或如鼎、壶等器形变得更为实用。此时流行的则多是新器类，如博山炉、筒形樽、銗镂及各式灯具等，以供应焚香、贮酒、盛放羹汤、照明等个人生活享受所需。

纹饰上则展现了或简朴或灵动的新风貌，有时则充满着对神仙的浪漫想像。而秦汉金文铭刻的内容除工官记录外，也出现了许多吉祥祝贺之语。

在帝国统治下，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种后铜器时代的转变，幷非一夕完成，却影响着后世的朝代。

四方汇萃
边域风格的铜器
远自商代，在中原四方的民族，便经由各种途径与华夏交流。活泼的造型、奇特的纹饰，交融出一件件别具风采的铜器。

这四方风采，历经商代晚期、西周，到春秋战国，由于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形式与特色的青铜文明，这些散布在北方（河北、内蒙古、宁夏、东北）、巴蜀（四川） 、滇（云南）、及湖南、两广的异族青铜器，或受中原影响，存在部分交流痕迹；或纯为当地艺术风格，呈显地方异彩。

在秦汉时期，随着帝国的统一，许多原本流行一隅的地方铜器，遂也传播至中原各地，加速了中国文化的融合。

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立故宫博物院，俗称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台湾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及台湾八景之一，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机构。馆舍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和台湾省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一年可接待超过614万人次参访旅客，曾位列2015年全球参观人数第六多的艺术博物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物典藏近70万件册的艺术品和文物，大部分是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另有部分是编列预算购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部分文物，以及透过各界捐赠和征集而来。藏品时间跨度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各类藏品分别交由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和南院处等4个策展部门管理，当中以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古代早期的名家书画、善本古籍和官窑瓷器等搜藏最具影响力。展厅内是按照文物类别以编年方式系统性地陈设5,000余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为每3个月定期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