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人间,历年捐赠器物特展,台湾故宫博物院

文物典藏是博物馆的核心。本院藏品除承继清代宫廷珍藏外,历来亦从事购藏与接受捐赠,以丰富本院收藏。在各类文物征集中,捐赠也是本院藏品的重要来源。

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至今,共接受一百三十笔器物捐赠。这些捐赠器物大约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民国初年的开国元老家传文物,如吉星福、谭延闿等,每位捐赠者的经历,都是一部丰富的历史。他们在政治或军事或文学或艺术等不同领域各有其卓然成就。从其所珍藏的文物,补本院清宫旧藏之不足,延续本院收藏历史。第二类是张大千、王壮为等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他们将其一生中所创作的重要作品,赠与本院典藏,供后人欣赏。第三类是梅原末治、叶义、彭楷栋等收藏家的收藏,从其收藏中挑选精品,赠与本院,更增本院典藏内涵。

博物馆典藏因各界的参与捐赠,使本院收藏更形丰富多样。本院历年来所接受之捐赠器物总计为四千一百八十八件。此次展览依本院常设展的架构,以材质分为:陶瓷器、铜器、玉器与文房珍玩等单元展出。鉴于有限空间,仅择各捐赠人之精要文物展出,另未展出之捐赠文物将依捐赠时间先后顺序列表,及辅以捐赠文物图像,呈现观众面前,并借以彰显各位捐赠者大公无私的精神。

陶与瓷
国立故宫博物院陶瓷收藏的品类范围,以明、清官窑的数量最多,以宋代各窑的知名度最高,相当程度反映了清宫收藏的特色。而历年来得自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则更进一步丰富了陶瓷典藏的多样性与完整性。

陶瓷器捐赠品划分为「历代赠瓷集萃」与「近代生活美学」二单元。「历代赠瓷集萃」单元展出作品横跨新石器时代到清代,观者不仅可与院内陶瓷器陈列室的展出作品合并观之,从中窥见陶瓷史发展的轨迹;更可由这些有别于院藏精美官窑的作品,认识陶瓷器的素朴意趣与地方特色。「近代生活美学」单元则展出19~20世纪的成套生活用瓷,不论是为特殊节庆所特制的餐具,或是带有吉祥寓意设计样式的瓷砖与碗盘,充满着喜气与华丽的气氛。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白陶鬹
许作立先生捐赠
这件白陶鬹是使用泥质高岭土手工塑造而成,整体器形像是一只引颈而啼的鸟儿,二足在前,一足在后,流似鸟嘴朝天,敞口,束颈,颈腹接合处有五道弦纹,腹的上半部似半圆而丰腴,腹前有一个小圆饼形钮,腹部中间有一道凸起的绳纹,扁形鋬衔接颈腹,腹的下半部承接三个中空袋形锥足。

陶鬹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陶制容器,通常以夹砂或泥质为原料制成,颜色有红、灰、黑与白色。已出土的陶鬹见于山东省泰安大汶口、莒县大朱村、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日照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在接续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也常看到陶鬹的身影,如山东省的章丘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日照两城镇、泗水尹家城、兖州西吴寺等地,都有一些造型独特的陶鬹出土,一直到夏末商初,陶鬹的制作逐渐减少消失。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都是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代表,时间约在西元前4100~2000年间,范围约在今日的山东省、江苏省北部、河南省东部、安徽省北部以及辽东半岛等地。

唐三彩骑马俑
林语堂先生捐赠
这一件唐代的三彩骑马俑的骑士头带幞头,身着长袍,腰系宽带,足穿靴。其双臂曲于腰部两侧,双手呈握缰状,脚踩马蹬,威风凛凛,跨坐骏马鞍鞬之上。马匹凝神竖耳,鬃毛分披前额二侧,马首微向左望。马身骨肉亭匀,体态雄健,短尾细结,长身立于薄板之上。马匹及人物皆以灰黄色陶土为胎,先上白色化妆土,再施低温铅釉,马匹以褐色,人物则以绿色为主,褐、绿、黄、白交接,釉色饱满鲜亮。骑士的脸部及双手原应有彩料描绘颜色,可惜现已不存。

唐代时,贵族高官习以大批物件陪葬,当时「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可见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大量装饰华美的象生作品也应运而生。盛唐时的三彩陶俑,正反映了贵族高官们生前显赫的政、经地位,也寄托了墓主人想将生前权势财富重现于死后世界的意图。

金-元磁州窑白地画花花鸟纹枕
桂良先生捐赠
瓷枕,八角形,枕面与长边微向内凹,全器施白釉,以黑釉描边,并于枕面与枕壁笔绘花鸟图画,形成白地黑花这种黑白分明的视觉效果。瓷枕可作为生活用器的睡枕、卧枕或腕枕、陪葬用的冥器以及医疗使用的脉枕,使用年代自隋到清,以宋代最流行。磁州窑枕造形丰富,有长方形、腰圆形、云头形、花瓣形、鸡心形、六角形、八角形、银锭形,制作的技法是在白色化妆土上运用划、刻、剔花、彩绘等装饰技法,造成纹饰与器表间的色调对比,纹饰题材多为民间生活场景或诗文,并有专门制做瓷枕的作坊。

北宋张耒在《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中「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说明瓷枕曾经是宋代文人雅士用以馈赠的礼品。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则提到瓷枕有「明目益睛,至夜可读细书」的功效。在本院清宫旧藏中不仅有瓷枕收藏,从乾隆皇帝御制诗中也发现有二十余首与瓷枕有关的诗作,足见瓷枕是民间百姓、文人雅士与皇家都共同喜好的生活用品。

明十七世纪黄釉印花蟹纹盒
叶义先生捐赠
这一件黄釉印花蟹纹盒,盒呈圆形,带盖,器身扁平。盒身及盒盖外壁均施黄釉,上下各压印直棱,状似一朵盛放的菊花;盖面中央则施紫褐色釉,并刻印有蟹纹。矮圈足,足内亦施黄釉,只是较为稀薄,隐约可见其下粉白胎色。

这一类产于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的低温釉彩被称为「华南三彩」,有许多在十七世纪前半作为茶道具输入日本,其中盖盒类的作品在早期则被称为「交趾香盒」。近年来,经调查及考古挖掘,发现福建漳平和县应是这类型作品的产地之一,且自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生产不辍。另外,类似的低温釉彩盖盒在日本元和9年(1623)废城的京都伏见城迹以及大阪环濠都市遗迹的元和5年(1615)遗构中也有出土,也是我们判断生产年代的重要指标。

清素三彩松树笔筒
朱铭源先生捐赠
素三彩笔筒,全器以一段树干为造型,工匠于器身上剔地浮雕出一棵松树攀附其上,十分雅致。素三彩为釉上彩绘瓷器的一种,其制作方式先以高温烧成素瓷胎,上釉后再低温烧成。素者,一般是指不用红色,或有一说为素胎之意;三彩则是以茄、黄、绿三色为主,实际上并不限于这三种颜色。

这只笔筒的器身为黄色的树干,攀附的松树有绿色的松叶,茄色的树干,茄白相间的浮云,表现松树高耸突出云端的意象。全器雕塑精致,层次分明,釉面光泽有立体感,树皮、树疤与松叶剔画唯妙唯肖,是难得一见的精致作品。

文房珍玩
文房珍玩一类主要着眼于功能,包含墨、砚、纸镇、印章等各式文房用具、陈设用的雕刻品,以及日常使用的服装饰件、鼻烟壶等珍玩,数量约1000件,又以印章为大宗。此类材质较复杂,多为玉、石、牙、骨或金属等的复合材质。展出中的战国时期琉璃是早年的出土器,品相稀有。雪夜冰琴和端砚等是书斋中精品,升官图象牙牌、蝈蝈罐等则是精致休闲生活的用器。数量最多的名家用印不仅为印章的主人作历史见证,在呈现印石之美的同时,表现汉字精炼的文字内涵与特有的线条之美。

新石器时代晚期雕骨嵌石大刀
秦孝仪先生捐赠
此雕骨器作直长条刀形,以动物肢骨磨制而成,刃部凿凹槽,内镶嵌多片磨利石片成刀刃,骨器柄端有一长形凹槽并有一孔,以供系坠或嵌插,为兽骨柄石刀。其刀刃石片为今人依据其他同类出土品修复而成。红色坠饰为陈夏生先生编缀。原收藏者特制龟纹锦盒,盒盖上题铭:「新石器后期兽骨嵌石大刀。髀为枢柄,山供磨砺,琅玕藏刃,遥觇术智,夫岂一割之利。丙子冬暄,秦孝仪心波自题并铭」。

这种镶嵌石片或石叶为刃的骨器,亦被称为「石刃骨柄器」或「骨梗石刃器」,是磨制骨器与细石器相结合的产物,最早见于约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出现于内蒙古地区,后分布于东北、西北、西南。学者认为石刃骨刀是史前时期先民随身携带的器具,可能是宰杀动物时剥皮和切割过程的工具,或食用肉类时的餐具。

战国琉璃珠
梅原末治先生捐赠
战国玻璃珠,圆形,中央有一圆穿孔。色呈棕带黄绿,表面平滑光华。黑色漩纹布列,漩纹以一黑色圆点为中心,由小而大环绕深浅不一的圆形纹。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玻璃的生产,与青铜器冶炼有密切的关系,但技术似乎尚未成熟,前期的玻璃以玻璃管、珠为主,质地易脆,常出现在西周早期墓葬中,或单独或与玛瑙、松石等珠子串成头部或颈部的饰品,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帝王将相使用之物。

《淮南子》:「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贵,失之者贫」,「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被视为春秋二宝。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玻璃珠七十三颗,曾侯亦称随侯,所以考古专家曾推测,玻璃珠可能就是春秋时代所称的「随侯之珠」。此二珠为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顾及本院无此类收藏,遂慷慨捐赠二颗战国玻璃珠,以充实本院藏品。

梅原末治,大阪府羽曳野市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致力于日本古坟的研究之后,进而研究东亚青铜器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上对商周青铜器、战国至魏晋南北朝的铜镜以及汉代漆器,有深入的研究。

清端石云根砚
黄莉容、黄文如女士捐赠
此为黄杰生前收藏砚。古人称石为「云根」,意喻云触石而生。砚石呈暗紫色,砚池作大小云纹四朵,砚身通饰深浅浮雕高低大小不同云纹。云纹内纷刻不同书体款识,墨堂左上方阴刻楷书:「得之则保」;砚背右上方阴刻楷书:「烟云出岫,亩郭翁题」;中央偏左下方阴刻篆文:「云根」二字,左方阴刻楷书:「雷恪珍藏于种移堂」,并以长方篆文印「公父」做结。左下方阴刻楷书:「丙戌二月记,八十」,左上方阴刻篆文:「多研斋」等等,显示此砚曾辗转多次被不同主人收藏。

端石产于广东肇庆,以质地坚实细密、温润如玉,磨之无声且发墨而不损毫为其特色,为四大名砚之一。此砚雕工极为精湛,注重自然材质,以石构图,工艺技术娴熟,置于案头,平添文人雅兴。

清雕牙狮纽蝈蝈葫芦罐
吉星福先生捐赠
蝈蝈葫芦罐,器以葫芦为体制成,侈口、敛颈、硕腹、敛底、带盖。口缘、足底及盖皆以象牙雕嵌而成,镶玳瑁边,盖面镂雕金钱纹为气窗,盖顶镂刻大小双狮相对而视,造形生动,雕工精致。葫芦器身光素无纹,从其深润的色泽,可知收藏者长期把玩,造就出时间和爱怜的痕迹。

鸣虫饲养的文化始自唐朝盛于明代,清代时越发讲究。《清宫词‧种葫芦》云:「纤尘不到净铜铺,承应亲闲一事无。予计冬来藏蝈蝈,墙阴汲水种葫芦。」葫芦器,又称匏器或蒲器,清康熙时开始出现以葫芦器养育鸣虫。每年立秋时,清宫即派人捕捉秋虫,在宫内备暖室精心饲养,元日及上元节令,干清宫殿暖阁设精美火盆,内燃香木炭,周围架子上摆满蝈蝈葫芦及各类草虫,日夜齐鸣。与殿外爆竹震天,相互应和,是为当时节令的特殊音效。帝后、王公大臣及嫔妃之外,宫女亦喜爱养蝈蝈等秋虫,让它们在自己的怀里取暖过冬,蔚为风尚。

据《蝶阶外史》记载,咸丰时北京已有专做蝈蝈葫芦罐的太监,然因保存不易,传世品稀少。蝈蝈葫芦罐大多是以葫芦的上半截做器身,配以象牙、玳瑁做器盖、蒙芯,或将葫芦四周雕琢人物、花卉、字画等精美纹样以通气,精细工绝,价有贵至百金者,颇受王公大臣的青睐。蝈蝈葫芦罐的精微工巧,除显示主人的品味及身价,也反映当时时代风尚和审美取向。此罐为吉星福将军所捐赠,先生参赞戎机,军功夙着,1984年3月,偕夫人张振芳教授,共携珍藏文物二笈,慨赠本院,由其用品可得知清末民初文人的文化韵涵及闲情雅趣。

清曾国藩楚石用印二方
曾劳蔼如女士捐赠
「曾国藩印」与「涤生」对印,为清代名臣曾国藩用印。印材质硬,色黑,间带灰白丝入其中,印面方正,「曾国藩印」为白文汉印,汉缪篆字体,用字古朴,「涤生」为宽边细字朱文,字体小篆,两印皆以浙派切刀的刀法刻成,无边款,不知何人所刻。因其为对印,石上纹饰两两相对,印石顶面刻螭龙水波纹,三螭龙首分居中央与两上侧,身形作回纹,侧面四面上缘环绕带状花卉水波纹。对印并排时,中间螭龙首相互对望,典雅自然。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曾任两江总督,指挥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又为晚清一代文豪,书法尤以对联见称,与同时期王闿远、左宗棠同誉为「湘中三大联家」。曾国藩钤盖其传世书法作品上之对章不只一对,印式多为「曾国藩印」白文,「涤生」朱文。此印为曾国藩五弟曾孙曾绍杰先生遗孀曾劳蔼如女士所赠,曾绍杰先生(1911-1988)是近代著名金石篆刻与书学大家。

民国台静农「以介眉寿」泰来石印
张徐雯波女士捐赠
印石色白灰间带砖红,云雾状石纹,印顶微凸呈弧面。泰来石为泰国与韩国之耐火砖用石,与寿山石石质相若,为台湾印人常用之印材。印面方正,阳刻四字「以介眉寿」,甲骨文入印,田字格型制,文字置于朱栏之中。内韵趣味,边款「丙辰四月拟吾八兄之作,并以为寿。弟静农」。此印原为张大千自己所刻,因数度迁居散佚,1976年返回台北定居,台静农仿制其旧作,作为当年张大千寿辰贺礼。以介眉寿」语出《诗经‧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含有春暖花开长寿之意。此后张大千画作上大量钤盖此印上,增添吉祥、祝福之情。

由此印印款「拟吾八之作,并以为寿」可知,台静农与张大千情同手足,早年台静农习倪元璐书体,张大千慨赠倪元璐法书以做研究,回台营筑﹁摩耶精舍﹂,牌额亦请台静农书题,两人情谊由此可见。台静农(1902-1990),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人。知名文学家、书法家,早年「未名社」负责人之一,以新文学见重于世。

民国王壮为「摩耶精舍」泰来石印
张徐雯波女士(张大千夫人) 捐赠
「摩耶精舍」泰来石印,阳刻鸟虫篆体。边款:「大千先生营构双溪精舍落成,敬瑑此石,并祝八秩大庆。戊午初夏,后学王壮为载拜」。张大千晚年回台定居,于台北外双溪筹建「摩耶精舍」,「摩耶」为释迦牟尼母亲之名,其腹中有三千大千世界,故「摩耶精舍」即「大千精舍」之意。1978年8月精舍落成,适逢张大千八十岁,王壮为刻此印,除贺其新居落成亦有祝寿之意。

王壮为替大千刻印,始于1959年,至1983年共刻了28方印,大多为斋馆和书画闲章,几乎包含了大千先生晚年旅居各地的屋舍斋馆名称,「摩耶精舍」印即为其中之一。王壮为,本名沅礼,河北易县人,自幼受父亲薰陶,刻印作画。中日战争时,投身军旅,以「壮为」为名,替人刻印。1949年来台,在大专院校教授篆刻、书法史,为著名金石书法家。王壮为刻印根柢扎实,渐进求变,近于自然,面貌丰富,甲骨、金文、简帛各类古文字皆能入印。

王壮为一生篆刻以清丽畅然为之,此印为鸟虫篆体,并非日常创作之体,字形安排和刻制极为耗神,应有特殊情境才促成此印的产生,是王壮为少数鸟虫篆体之精品。

金相玉质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云:「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青铜与玉器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瑰宝,乃贵族文化中品秩与权力的象征,也是文人雅士云烟供养的珍品。

本院历年来受赠的铜、玉文物,计赠铜411件、赠玉826件、赠钱1489件,今选陈精品,以识其端,并彰显诸君子大爱无私之情。

此次选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至清约七千年之久,区域则遍亚洲各国,器类丰富多元。观众可欣赏到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之石凿、台湾卑南文化的玉饰、印度蒙兀儿帝国的玉柄短剑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地之金铜佛。而捐赠文物中亦不乏重器,如商代二里冈期铜爵、西周蝉纹鼎,还有极具重要史料价值的唐玄宗禅地玉册。再在展现捐赠者与人共享、慷慨恢宏的气度。

商二里冈期兽面纹爵
张金链先生捐赠
窄流、尖尾、双柱矮小立于流口交界处,口缘内侧环铸加强筋呈阶状,上腹壁微斜近直、内收成束腰,下腹鼓出,平底有明显烟熏痕,平底下接三足呈三棱锥状足较短微撇,于腰上置板形鋬。全器于腰腹饰细阳线兽面纹一道,是二里冈期典型之作。

青铜爵‧酒器。历来文献及学者多有著述推测其用途,故有饮酒器、温酒器等不同意见之争。对于双柱的作用,众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但也都没有办法提出一槌定音令人信服的实证。现今通称之三足青铜爵,定名始于宋代。从甲骨文与周金文的「爵」字结构特征来看,是与现今青铜爵显示的器型特征相合,所以此类酒器定名为「爵」,还是为古器物学者所接受。1976年陕西周原出土的一对西周晚期「伯公父爵」,器形为椭圆斗状,下接圈足,腰腹接一板状曲柄,自名为「爵」。且言其用途是"用献、用酌、用享、用孝",这是迄今为止,仅见自铭为「爵」的青铜器。

三足青铜爵是夏文化中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但演进到西周中期基本上已退出青铜礼器的历史序列。而西周晚期出现自名的爵形器,是漫长酒器演化的蜕变?还是未知的真实碎片?是今后我们必需探索的课题。

西周蝉纹鼎
蒋鼎文先生捐赠
立耳、鼓腹、三柱足,两耳微外侈,腹最大径位于鼎身中部。口缘下饰一道夔纹与冏纹相间交错的主纹带,下接三角蝉纹,无铸铭。本件器形、纹饰是殷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典型式样,由于鼎身略鼓与甘肃灵台姚家河M1:1西周早期铜鼎近似,故将此鼎定序为西周早期。

鼎是烹煮器也是盛食器,在众多自名鼎中,我们将鼎的作用归纳出几个用途﹕可以用于祭祀、宴享宾客、嫁娶,也可以盛煮各种肉类、黍稷、调味品。甚至到东周产生煮汤(热水)的专用鼎。此外青铜鼎若依器形分类,计有盆鼎、罐鼎、鬲鼎、盘鼎、束腰平底鼎、方鼎等式样,本件器形、纹饰皆铸造精良,堪称盆鼎中的精品。

汉铜鎏金兽纹八子镜
彭楷栋先生捐赠
圆钮、四叶纹钮座,钮座间饰云气纹,外​​以宽带纹与主纹分隔。主纹饰区由八星丁间隔为八区,以星丁纹为中心、外绕盘龙纹,形成像八个小镜子环绕在镜钮四周的结构。并在这八子间装饰羽人、青龙、白虎、朱雀、独角兽、青羊、及云气纹等等不可名状的祥云瑞兽,主纹饰区外缘环绕类似折磬纹的三角折曲纹,且将以上区域部份施以鎏金,形成金碧交辉的华丽意象。镜边缘在宽带纹中嵌入铭文带。篆体铭文排列较为特殊,以正逆互错将两道铭文连成一体。

「得天道、宜位官、见朱颜、心志欢。」(逆时转)

「象日月、长思君、世不绝、保八子。」(顺时转)

此类多乳鸟兽纹镜,大致依镜面大小排次,由五至八星丁不同组合,流行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之间。而八子镜是其中较大型且最华丽者。1964年陕西西安南郊出土之「传子孙铭‧七子四神镜」与本镜纹饰、形制排列方式大体相近,时代可定序在西汉晚期到新莽之间,两者应是同时期的作品。

北魏太和九年铜鎏金无量寿佛像
彭楷栋先生捐赠
佛头作高髻、发呈中分式样,面相圆润、杏眼、高鼻、长耳、嘴角略带笑意。着圆领通肩僧衣,衣褶线条由两肩呈自然弧线垂于胸前,左后肩与左袖口衣褶作波曲状。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平肘置于胸腹间握持衣襟,赤足立于覆莲座上。莲座下有四足方座,方座上缘饰三角纹,并在四足上刻发愿文44字「太和九年岁在乙丑,二月戊戌……造无量寿佛一区。」

圆形头光及舟形背光与佛像连铸。头光分二层:内侧光素,外层装饰莲辨纹。背光分三层:内层近佛处平素,外饰綯纹,第二层仅见舟形顶端装饰火焰纹。最外层呈上尖下平的舟形背光,装饰翻腾燃烧的火焰纹。背光背面以线刻头戴宝冠、手持净瓶的立姿菩萨。

无量寿佛即梵称阿弥陀佛的汉译名。汉译本无量寿经称,此佛最能表现光明无量之德,可渡一切苦厄。故而此佛的造像活动,由北魏中期开始流行,到隋唐时代达到鼎盛。

战国-汉玉璧
吉星福、张振芳伉俪捐赠
玉料呈青色、半透明,体扁平、正圆形。内外两缘修饰突起素宽边。通体雕琢卧蚕纹,两面纹饰相同,琢磨精工。

玉璧作为〈周礼〉正名的五瑞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出现就一直是重要的「礼玉」,在东周时代其用途是贵族在朝觐、聘问、燕享、祭祀等场合手执的信物,同时也是贵族珍爱的随葬品。

中国玉器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区域特色产生了,北方玉器、中部玉器(包括东部西北部)、南方玉器三大体系。而南方玉器正是琮、璧、冠、珮的发源地,科学考古在今广东曲江的「石峡文化」大量出现玉璧、玉琮及佩饰。位于长江下游、余杭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也发现大量玉璧,近年出土于余杭安溪乡的青玉璧,正反两面皆有图文铭刻,从此开启了玉璧的神秘装饰美学之路。而本件玉璧的纹饰正是东周以来流行的主要纹饰之一。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禅地只玉册
刘慕侠女士捐赠
白大理石,共计十五简,每简上下各横穿一孔,以金属丝串联为五简一组,共计三组。每简以隶书体刻字一行,禅地只祭祷文共115字。此玉册是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13年瘗埋于泰山下社首山(今称蒿里山),此册文在新旧〈唐书〉及历来文献都没有登载,由于可补史借不足,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史记‧封禅书〉「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报地之功曰禅」。在浑沌初开的时代,民智初启的先民,对天地之威是充满戒慎崇敬之心,以各种形式来祭天祀地应是常态。太史公引管子之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若以此对照考古所出,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发现的神庙与祭坛遗址,「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莒县凌阳河发掘的陶文具有礼天祀地的意象,这些先民们都在礼天祀地。或许我们可以将「封禅」归于东周齐儒之言,秦皇、汉武的封禅也杂有太多长生求仙的私欲。但从秦始皇始封禅泰山之后,在文士议论及复杂政局交相利用妥协下,历朝还是有六帝登临泰山行封禅大典,直到宋真宗祥符元年为止。千古之下乾隆皇帝对封禅一事甚至御批「自欺欺人,贻讥史册」之语,但从乾隆13年至55年,却先后十次登临泰山祭祀。这是否也侧写出礼天敬地的观念,早已深植人心。

清白芙蓉石观音大士像(附木座)
黄君璧先生捐赠
左单盘、立右膝、右手持念珠抱右膝、左手环置其上,头微侧凝视虚空。整体法相应是雕琢观音三十三化身中的「阿耨观音」,又称「阿耨多罗观音」此尊名是梵文译音,意译为「无上优异」。又有云:阿耨即指阿耨达池,〈大唐西域记〉记载此池位于瞻部洲之中心。八地菩萨以愿力,化作龙王,住于其中,尊名即由此来。是故在〈普门品〉、〈法苑珠林〉中皆将观音视为水源女神之一,有照护江海之愿力,能救水难,有消灾解厄之功德。晋唐以来文人雅士多好清谈,在文房清供中,亦不乏以云湮供养佛道神仙造像,以祈文艺精进。

此尊造像以芙蓉石采圆雕手法,意造观音法相。芙蓉石属于寿山石系的山坑石,矿源在福建省福州北郊寿山村之月洋加良山。寿山石用于石雕,在考古发掘中于南朝墓曾出有圆雕「卧猪」,而福州地区的宋墓更出土大量造型简练的寿山石人俑、鸟兽。时至元、明以后文人以寿山石刻制印章,从此寿山石系的石品正式进入文房清供中,成为文人墨客书案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蒙兀儿帝国玉柄短剑
叶博文伉俪捐赠
剑首作弯曲瘤形,与剑茎及呈v形卷曲形剑格,用白玉整体雕成,其上浅浮雕花叶纹为饰。铁刃双开锋、剑尖微翘、形似弯刀。剑鞘以薄木为体、贴饰绛红丝绒,于棱脊上装饰金属绞丝,并嵌接花叶纹白玉制的护口及鞘尖,白玉护口近柄处雕饰一凸起小环,可系流苏。

这种短剑流行于波斯与印度,是伊斯兰贵族日常生活的佩剑。在本院伊斯兰玉器藏品中,其弯曲的瘤形剑首之变化,还可看到有兽首及花叶形两种。

由于蒙兀儿王室血统中浓厚的突厥、蒙古血缘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草原文化对玉柄短剑这类兵器的影响。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兵器裹,相当中国商周时期(西元前15~7世纪)流行于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和陕西北部、西部,燕山南北地区,甘肃、青海东部,这一大片广大的区域中,发现的铃首曲柄短剑、兽首曲柄短剑、铃首弯刀、兽首弯刀,与本件白玉瘤形曲柄短剑有着源远流长且不可分割的脐带关连。

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立故宫博物院,俗称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台湾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及台湾八景之一,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机构。馆舍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和台湾省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一年可接待超过614万人次参访旅客,曾位列2015年全球参观人数第六多的艺术博物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物典藏近70万件册的艺术品和文物,大部分是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另有部分是编列预算购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部分文物,以及透过各界捐赠和征集而来。藏品时间跨度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各类藏品分别交由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和南院处等4个策展部门管理,当中以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古代早期的名家书画、善本古籍和官窑瓷器等搜藏最具影响力。展厅内是按照文物类别以编年方式系统性地陈设5,000余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为每3个月定期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