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文人的集体记忆中，苏州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位置。这不仅是因为苏州是山川钜丽、风土清嘉的江南奥壤；声名文物、群彦汪洋的人文渊薮；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繁华都会；更为具体而感官的是麋鹿姑苏的吊古幽情、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闲隐君子的雅人深致，乃至衣服屋宇的穷极华靡、饮食器皿的备求工巧、俳优伎乐的恒舞酣歌、宴会戏游的殆无虚日等诸如此类的苏州物质文化与消费生活的城市印象。而囊橐这些集体记忆中的碎金屑玉，明清苏州在文人们心目中的概念，俨然是世间文人文化的住持，天下风雅活动的主持。
在当时诸多的文人记忆中，与徐霞客并称为双子星座的人文地理学家浙人王士性，以其遍游全国的经历所作的如下评论，庶几是真实而公允的：“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展厅
雕镂神工
竹、木、牙、角与金、石、玉甚至果壳、果实诸器，同为雕镂巧技，并无严格分工，多爲文具或案头清供，属于明清文人日常最相亲傍的玩好之物，也是文人与工艺结盟的斯文载体，尤其是竹、木、石类，不太孱弱的文人甚至不必假手于人，直接就揎拳捋袖的铁笔挥洒起来。 明清良工大都集于擅江湖之利，兼海陆之饶的江南地区，这里是竹木材章的原产地，紫檀、沉香、花梨以及象牙、犀角等舶来品的集散地，也是鬻奇售巧的消费区，更是闲赏文化的主流区。 清金元钰把竹艺雕琢归以两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从明清文人的记忆中，濮仲谦大璞不斫的审美理念以及《陶庵梦忆》中所及的“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的名士风度；朱松邻善书画，通古篆，运笔法于“洼隆浅深”的艺术品味以及为人操履完洁，孤介绝俗的文人气质，与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别无二致，只是文名为艺名所掩了。
文房雅事
注重闲赏，讲究品味，追求格调的明清文人，对于其书斋中文房用具材质形制的良窳雅俗，是真有所癖的。 明高濂《遵生八笺》就说过：“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古人云：笔精墨良，人生一乐。” 在文房四宝中，以砚为首，而湖笔、徽墨、宣纸和端、歙砚，则是其中名牌。苏州灵岩蠖村亦以砚名，惜不入流；苏州顾二娘以治砚名，则士林共仰。顾二娘是惜售其技的，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奏刀，故鉴识砚材是其所长，只须以脚尖点石，即能辨别优劣新旧，这种渲染有传奇色彩的绝技，当时就有唱词赞道：“玉指金莲为底忙，墨花犹带粉花香。” 文具除笔墨纸砚外，明屠隆《文具雅编》还列举出四十三种文房附属用具来，如笔格、笔筒、笔洗之类，今人已不常见的贝光、麈、韵牌之属，甚至还有剪刀、如意、镜等，不厌其详的逐一介绍并界定雅俗，俨然是风雅的广大教化主。而高濂以各种秦汉古玩取用作文具，变清赏为实用，更是雅驯得另类而高致。
闲情偶寄
除了以赏鉴名物、焚香弹琴、品泉瀹茗、文酒玉馔来涤烦消俗，用助清欢之外，斗虫听鸟、博奕樗蒲，甚至声色为乐，也是明清文人偶尔释放闲情，以物寄性的玩法，居然也可以玩得精致优雅，不沾染些须市井俗氛。 斗蟋蟀，饲蝈蝈，畜禽，养鱼类，美器是必要的，蟋蟀罐最好是苏州陆墓所出，而其极品，则推宣德御窑所制。明人沈德符称：“今宣德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可见玩物身价。蝈蝈匏器亦复踵事增华，雕磨莹润，以明苏州府巢鸣盛为能事；范匏则是康熙间太监梁九公发明。鸟笼则要细木巧作；鱼缸则须名窑御器。 焚香、啜茶，是明代文人的标志性癖好，宣德炉、阳羡壶，再加上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的附属专业器具，似乎穷奢极侈，但论材质，无非铜锡、砂土，取其适用雅致而已。清代，焚香之好已为鼻烟取代，遂又精于器，至乾隆朝，鼻烟壶之丰富多彩，是集古今工艺之大成者，而同、光年间苏州俏色玉雕鼻烟壶的出现，则令人不禁有风雅轮回之想。
迎神纳财
农历正月初五为财神日。相传这一天是财神诞辰。古代有五祀，即祭门、户、行、灶、中霤五神，其中行即路神。清初，又以路神为财神。因为路神有东西、南北、中五路，于是财神也有五路财神。清•顾禄《清嘉录》载：“五日，为路头神（即财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蔡云《吴歈》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 此套小摆设就是农历正月初五日迎接财神护国公的，它集红木小件、泥塑、玉石雕刻、刺绣等多种苏州传统工艺于一体，是苏州巧匠良工的集中体现。
锦绣浮生
宋元以来，江南便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及至清明，更有“衣被天下”之称。当时官营的织造机构，也以江宁、苏州、杭州三地最为倚重，其中苏州织造局除特供上用、官用织染缂绣、锻疋服饰外，入清以来，还兼任宫廷多余物质的营销，故从“宫廷样，苏州匠”演为“苏州样，广州匠”的时谚，尽可窥知苏州织造局所带动的社会文化风尚的趋变。 苏州民间大量存在的机户，更是杼轴冠天下的，其产品亦堪与官府织品媲美；苏绣也因为藉了露香园顾绣的精华，针黹锋芒起来，故明人张瀚所谓“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该是春秋之笔。 作为东南一大都会的明清苏州，俨然是当时物质文化消费的中心区，是时尚、品位与流行的滥觞地。服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表征，一种符号，最是一叶知秋的。
宋画斋
苏州自钱镠国吴越而至两宋，稍免干戈之难，故物资之阜，井邑之富，冠盖之多，人物之盛，跃起而为东南冠，其文化之影响力，自兹愈深愈远。 贝聿铭建筑师有感于斯，特辟宋式书斋以标揭宋代江南文人文化之内涵，以令后人陟降仰瞻可以悠然思。此非刘禹锡之陋室自安，取米南宫之雅人深致也，而草堂雍和，绮疏青琐，摄卷散帙，临池墨戏，用厥泉石，陶厥风烟，若将无事人世者。遂委托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主理其事，并由苏州文物古建公司鸠工承建。 墨戏堂宋斋三间六椽，阔二丈四尺，深一丈八尺(宋营造尺)，宋式江南民间厅堂建筑也，大木架用梓、栎、榉诸材，用“四椽柎对乳栿用三柱”厅堂造，并以栌斗连柱式，彰显宋式建筑之地域特征，举凡叉手、托脚、驼峰、鹰嘴等等，皆有所本；柱、栌斗、柱础等等，亦有所旨。门窗则拟宋《营造法式》之两明格子门，略有改进。墙体以编竹夹泥墙做法，而涂泥抹灰，悉遵宋式。屋面草顶，是贝先生基于美感经营之要求，殆王摩诘辋川别业文杏馆之“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之自然林泉意境耶，兹以苏北匠人以红茅草追拟之。地面以陶缸为点式龙骨空铺地砖，俨然馆娃宫响屧廊遗制也。家具有榻、桌、椅、香几、高足箱、圆凳，灯架等，皆本自宋画中所见，由苏州昊轩定制。庭院以赏石为主景，辅以石灯、石桌，间植芳卉为衬，简约雅致是尚也。 墨戏堂宋斋之落成，美哉轮乎，美哉奂乎，观者自有心得，而规擘匠缔，皆为一时首选，是无憾矣。
书斋长物
如何营构一个迥俗的读书空间，并配之以雅致的家具及器物陈设，经营起一个兼具知性与美感的书斋生活世界，这对于明代中期以来普遍的文人来说，甚至已成为比读书本身更为重要的追求。 我们现在仍可从当时大量的文人闲赏类著述中，感受到这种富有意蕴的文人优雅生活方式的具体内涵，甚至是纤悉毕具的细节。 出身于苏州风雅世家的晚明文震亨，著《长物志》十二卷，分述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其中一卷记载了家具二十余件，一一都有详细的造型、尺寸、装饰和作法，并专设一卷论述室内陈设，美化功用，擘划雅俗，其“随方置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的家居设计美学倾向，正是当时文人的共识。 这便是后世所谓“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文化因素，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气质的由来。
陶冶之珍
当古玩鉴藏之风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而朝野翕然的时候，明清文人以其精练于鉴识品第的文化资本，参与了古玩市场化的进程，乃至于居间谋利，甚而成为定义雅俗，操纵风向的主导者。古玩的不可多得及日少一日，古窑器的脆薄易损，供需便趋失衡，遂使一些绝妙的伪造品，乃至精巧的“时玩”，得以大量填充其间，竟也随即成了市场的新宠，身价百倍起来。 明末王世贞、沈德符都对沈周等时人的书画和宣德、永乐、成化的时窑的行情暴涨，表达了他们的诧异之情，并同声指为吴人滥觞，徽人波靡，这也恰恰隐示出文人于商人相生相克的窘境来，这便又促使文人不断去重新诠释、辩证雅俗，商人也便愈发紧随着去擦拭这中间的划线，似是反复。 现在看来，以明清瓷器作为“时玩”，是毫不逊色于古玩的，明永乐、宣德、万历的青花，成化的斗彩，万历的五彩，乃至清康、雍、乾三代的彩绘、色釉瓷，无不是古人难以想见的绝伦精美，其经典的魅力，随时都很动人。当时主天下风雅的趋时的苏州文人，倒果然有着开放的胸臆及远瞻的实力。
攻玉巧技
苏州专诸巷，在中国玉器工艺发展史里，极有份量，因为明代最为著名的碾玉中心在这里，中国最负盛名的碾玉妙手陆子刚也在这里。 《苏州府志》和《太仓州志》中，都有关于玉工陆子刚的记载，当时江南地区的风雅班头如徐渭、文震亨、王世贞、陈继儒、张岱等，也都曾追捧他的攻玉绝技，延为名流。而陆子刚也着实没有妄自菲薄，凡治玉，是定要如文彭治印般，落上名款的，而这种对署名权的尊重与执著，倒象是文人作风。 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仍在专诸巷，内廷玉匠也多出自这里，帝后的用玉也仍在这里琢治。乾隆还曾有诗赞道：“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 阊门南段自专诸巷到学士街，从此玉作鳞次栉比；阊门外吊桥一带，于是玉器摊肆林立。 阊门内周王庙为当时玉器业公所，称”珠晶玉业公所”，每年九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举行庙会，营造商业文化，并互相切磋技艺，流风不辍，玉工辈出，如道光年间的徐鸿、朱宏晋及清末的宋、卫二家。
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现有藏品四万余件，以出土文物、明清书画和古代工艺品为馆藏特色，包揽了众多“吴地遗珍”，是一座最能体现吴地文化的藏馆。
苏州博物馆成立于1960年元旦，是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也是苏州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中心。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18234件/套，其中一级品222件/套，二级品829件/套，三级品8597件/套，尤以历年考古出土文物、明清书画、工艺品见长。此外，苏州博物馆还收藏有古籍善本725种3128册，普本32155种102906册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苏州博物馆馆址太平天国忠王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保存至今最完整的一组太平天国历史建筑物。1999年苏州市委、市政府邀请享誉世界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2006年10月6日，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0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0余平方米，加上修葺一新的太平天国忠王府，总建筑面积达26500平方米，与毗邻的拙政园、狮子林等园林名胜构成了一条丰富多彩的文化长廊。
近半个世纪来，苏州博物馆多次被评为省、市文明单位标兵和市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各项业务基础工作规范有序，学术研究硕果累累。2008年对公众免费开放后，苏州博物馆以弘扬优秀文化和服务社会公众为己任，力求各项工作“有利于传统文明、地域文明的传承，有利于城市形象、城市品位的提升，有利于百姓的文化享受、社区居民的民生需求”，举办了百余场特展，2018年接待海内外观众超过318万人次，举办社会教育活动总计达556场，观众总体满意率达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