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亚洲玉器主要来自清宫旧藏，不但光彩夺目、精致绝伦，为宫廷文化带来了异域风尚，也丰富了传统的玉器工艺技术。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征服天山南北路，将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除了当地玉料得以供应清廷运用，与新疆邻近的伊斯兰玉器也随之而来，透过派驻叶尔羌官员或维族首领等，贡入北京紫禁城。而这些横渡大漠、翻山越岭，途经数千里而来的伊斯兰玉器，曾在三百年前令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爱不释手，即便是时过境迁，今日仍在博物馆中享有极高人气。本院已经四度推出「伊斯兰玉器」相关特展，今年九月，终于要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以「常设展」的形式长期展出，让这些经历过漫长岁月、横越过浩瀚土地的文物，能有更多的机会诉说它们的故事。
本常设展以「玉见亚洲」为题，首波展品以「伊斯兰玉器」为主；作品的制作时间轴横跨十五至十九世纪，空间轴指向昔日蒙兀儿帝国、印度土邦、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等地以及中亚东部的新疆，并依地理区域划分为四个单元，希冀能更清晰呈现各地不同风土下的玉器风貌。未来也将斟酌部分换展，加入中国玉器与之对比，丰富展览的多样性。期待观众从「玉」罢不能的展览，由「玉」见亚洲，得到「玉」教于乐的效果。
一、中亚玉器
中亚，是伊斯兰玉器的原乡之一。由于自古与中国相邻，彼此技术与风格交流密切，当地玉器制作的两个高峰——六至十世纪于阗国以及十四至十五世纪帖木儿帝国，也是中亚文化高度发展并与东亚的中国频繁往来的时期。不只如此，中国文献如五代《高居诲行程记》载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宋代王延德《使高昌记》，也记述高昌人「善冶金银铜铁为器皿及攻玉」，显示了中亚重视玉雕并颇有成就；在与清代政权的拉锯之间，乾隆五年起，中亚玉器数次作为战败的输诚品，是较早进入紫禁城的一批。中亚玉器造型多受金属器与瓷器影响，外表光滑、不重雕纹，但乾隆皇帝却不只一次地为他们赋诗题字，其文化与政治意义俱丰。
二、南亚—蒙兀儿玉器
十六世纪，帖木儿后裔巴布尔（1526-1530）南下至印度北部建立了蒙兀儿帝国（1526-1857），第四、五代国君贾汗吉（1605-1627）与沙加罕（1627 – 1657）两帝在位时，艺术文化高度发展，建筑成就非凡，同时也缔造了玉器制作的高峰。蒙兀儿玉工运用出神入化的浅浮雕技术，经常在碗、盘、杯等食器底部呈现「层花叠叶」般的生机盎然；而「镶金钉宝抚无迹」的金丝镶宝石装饰则多用于刀剑的玉把柄或盒、壶、罐等。若将《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中屡屡可见的「痕都斯坦玉」一词，与现存带有御制诗的玉器对应，可以发现让皇帝醉心歌咏、并为之配制锦袱与盒匣的玉器大多来自蒙兀儿帝国。乾隆皇帝曾在御制诗中指称这批玉器是「贵人所用」，也反映了蒙兀儿帝国最盛期极度奢华的风气。
三、南亚—非典型蒙兀儿玉器
蒙兀儿帝国第六任君王奥朗则布（1658-1707）励精图治，将国土疆域扩展至最大，但他不支持工艺，能工巧匠必须另谋出路，流散至其它印度教的土邦中；这也许是非典型蒙兀儿风格的印度玉雕，在十七世纪后半至十八世纪蓬勃发展的缘由之一。然而，或因时代稍晚，技术退化、玉料资源不足等因素，印度玉器不只器身比例失调、尺寸变小、双柄简化成单柄，纹饰也趋于密集呆板或者通体光素，有些纹饰风格或带有印度、土耳其与中国等地的风格要素，也可见印度土邦为牟利外销而置入消费地的需求。
四、西亚至东欧—土耳其玉器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虽然国土与蒙兀儿帝国并不相连，但两者的祖先都来自中亚，似乎也继承了相同的文化遗产。花叶纹亦是土耳其玉器的主要特征，其风格硬朗刚直，但所描述的花叶纹比较图案化、几何化、缺乏对植物的写实性，也缺乏生命力的表现；然而，土耳其玉器具有薄、透、轻的特质，在光素的内壁即可看到外璧雕琢的花纹，且玉工大量运用浅勺雕技术，使得每朵花瓣与叶片都磨成了如汤匙般的凹窝状，器底雕琢简单光素八瓣花朵也是特征之一。此外，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最盛期大量收藏中国瓷器，玉器上连续开光布局的风格也或与青花瓷的流行有关。
亮点
叶纹烛台
鄂图曼帝国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
全高19.6公分盘径17.8公分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虽然国土与蒙兀儿帝国并不相连，但两者的祖先都来自中亚，似乎也继承了相同的文化遗产。花叶纹亦是土耳其玉器的主要特征，其风格硬朗刚直，但所描述的花叶纹比较图案化、几何化、缺乏对植物的写实性，也缺乏生命力的表现；然而，土耳其玉器具有薄、透、轻的特质，在光素的内壁即可看到外璧雕琢的花纹，且玉工大量运用浅勺雕技术，使得每朵花瓣与叶片都磨成了如汤匙般的凹窝状，器底雕琢简单光素八瓣花朵也是特征之一。此外，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最盛期大量收藏中国瓷器，玉器上连续开光布局的风格也或与青花瓷的流行有关。
长柄上所雕琢的叶纹，每片叶缘轮廓，并非参差不齐，而是平顺的轮廓线，此亦为土耳其叶纹与蒙兀儿叶纹雕琢方式的最大不同。
平口双柄盖碗
印度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
全高9.7公分口径12.9公分底径6.7公分
蒙兀儿帝国第六任君王奥朗则布（1658-1707）励精图治，将国土疆域扩展至最大，但他不支持工艺，能工巧匠必须另谋出路，流散至其它印度教的土邦中；这也许是非典型蒙兀儿风格的印度玉雕，在十七世纪后半至十八世纪蓬勃发展的缘由之一。然而，或因时代稍晚，技术退化、玉料资源不足等因素，印度玉器不只器身比例失调、尺寸变小、双柄简化成单柄，纹饰也趋于密集呆板或者通体光素，有些纹饰风格或带有印度、土耳其与中国等地的风格要素，也可见印度土邦为牟利外销而置入消费地的需求。
玉盖碗底部浅浮雕平展的八瓣花，琢工近似蒙兀儿玉雕风格。但碗身比例、器表镶嵌都带有中国味。
此碗贡入清廷后，很受乾隆皇帝的珍爱，命玉工在碗心及盖内分别刻上「乾隆御用」及「子孙永宝」。
花口花蕾形双柄碗
蒙兀儿帝国17世纪至18世纪
全高7公分宽12.6公分厚0.3公分底宽6公分
十六世纪，帖木儿后裔巴布尔（1526-1530）南下至印度北部建立了蒙兀儿帝国（1526-1857），第四、五代国君贾汗吉（1605-1627）与沙加罕（1627 – 1657）两帝在位时，艺术文化高度发展，建筑成就非凡，同时也缔造了玉器制作的高峰。蒙兀儿玉工运用出神入化的浅浮雕技术，经常在碗、盘、杯等食器底部呈现「层花叠叶」般的生机盎然；而「镶金钉宝抚无迹」的金丝镶宝石装饰则多用于刀剑的玉把柄或盒、壶、罐等。若将《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中屡屡可见的「痕都斯坦玉」一词，与现存带有御制诗的玉器对应，可以发现让皇帝醉心歌咏、并为之配制锦袱与盒匣的玉器大多来自蒙兀儿帝国。乾隆皇帝曾在御制诗中指称这批玉器是「贵人所用」，也反映了蒙兀儿帝国最盛期极度奢华的风气。
洁净温润的青白玉，琢作一朵盛开的罂粟花形碗。底部用另一片玉琢好再贴上。底部也雕成一朵平展的罂粟花，交叉覆叠四片花瓣，花心雕琢细密。腹壁下缘绕一圈茛苕叶，自两侧下方沿着腹壁向上伸长三枚茛苕叶，最长一枝延伸至口沿处卷折，垂挂一花蕾，轻触第二片叶尖。质美工精。此玉碗于1770年被送入清宫，乾隆皇帝为之赋诗，并将诗加刻在外壁。在诗跋中，强调它是用水磨成，薄如纸，中国玉工无法做到。
玉盘
中亚15至16世纪
全高3.9公分口径24.7公分底径14.7公分
中亚，是伊斯兰玉器的原乡之一。由于自古与中国相邻，彼此技术与风格交流密切，当地玉器制作的两个高峰——六至十世纪于阗国以及十四至十五世纪帖木儿帝国，也是中亚文化高度发展并与东亚的中国频繁往来的时期。不只如此，中国文献如五代《高居诲行程记》载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宋代王延德《使高昌记》，也记述高昌人「善冶金银铜铁为器皿及攻玉」，显示了中亚重视玉雕并颇有成就；在与清代政权的拉锯之间，乾隆五年起，中亚玉器数次作为战败的输诚品，是较早进入紫禁城的一批。中亚玉器造型多受金属器与瓷器影响，外表光滑、不重雕纹，但乾隆皇帝却不只一次地为他们赋诗题字，其文化与政治意义俱丰。
在中亚当地原作为承装「马湩」（马乳汁）的玉盘，盘底平整，玉料厚，呈现不均匀的碧绿色，虽然整体光素，但盘心内壁刻有隶款御制诗文，这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高宗的诗作，内容点出了玉盘无纹的特征。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
国立故宫博物院，俗称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台湾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及台湾八景之一，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机构。馆舍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和台湾省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一年可接待超过614万人次参访旅客，曾位列2015年全球参观人数第六多的艺术博物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物典藏近70万件册的艺术品和文物，大部分是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另有部分是编列预算购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部分文物，以及透过各界捐赠和征集而来。藏品时间跨度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各类藏品分别交由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和南院处等4个策展部门管理，当中以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古代早期的名家书画、善本古籍和官窑瓷器等搜藏最具影响力。展厅内是按照文物类别以编年方式系统性地陈设5,000余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为每3个月定期更换。
为「平衡南北‧文化均富」，带动台湾中南部地区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民国93年12月15日行政院核定在嘉义县太保市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北部院区与南部院区，两者位阶平行，相辅相成，期实现南北文化双星双亮点，达成艺术均富的理念。